中国迈向工业强国要过“槛”
中国在总体上已经进入了工业化中期阶段，并跨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从幼稚期进入成年期，中国工业发展既有继续追赶发达工业国的内容，也有更加依赖自主创新道路的表现，必须从工业化初期的工业结构体系，向适应工业化中后期的工业结构体系转变。
在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看来，工业转型升级不仅仅表现在工业结构和工业体系的总体特征的变化上，更深刻地发生和体现在所有工业企业的战略抉择和战略走势上。
中国前30年，采取各种优惠政策支持一些地区、产业发展，这个办法在工业化的前期、中期有一定积极作用，但并不利于产业普遍地从低端向高端发展的新形势。如果各个产业都要走向高端，更加需要国企、民企，外企的公平竞争来实现产业升级，战略选择上中国要逐渐构建有利于产品升级、技术创新的环境，而不是依靠优惠政策。
他预计，到2020年，中国的工业会在工业强国的路上迈上一大步，将有更多的产业可能登上产业制高点，同时，工业能够保证国家领土、领海安全以及全球利益。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
《21世纪》：目前我国工业化处于什么阶段？有何特点？
金碚：中国每个地区可能有所不同，但是总体来讲我们是工业化的中期。
这一时期的特点实际上就是传统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还有发展的潜在空间。工业化中期还有很多事没有做完，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城镇化等等。再加上中国装备制造业目前还比较落后，这都会导致在这个阶段，重工业发展还有很大增长空间，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重工业还是比轻工业发展要快。
第二，很多产业的产能很大，特别是中低端产业环节，表现为产能过剩。
第三，就是资源环境的约束越来越强。
第四，成本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特别像土地、劳动力、矿产资源等等。
《21世纪》：伴随人口红利消失与刘易斯拐点叠加而来，未来中国工业在劳动力方面面临哪些挑战？产业结构需要做出怎样的调整？
金碚：劳动力的问题应该说无论学术界怎么争议，但中国仍然劳动力丰富，并不因为人口结构的变化改变这样一个基本的趋势，所以很大程度上中国还是要发挥劳动力的优势。
但是劳动力的优势结构在发生变化，过去我们劳动力的优势主要是在低端的或者叫非熟练的劳动力，现在越来越需要素质比较高的劳动者。
所以产业结构升级，新技术的运用，都要求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所以中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本身也在发生变化，我们把他叫做高素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虽然和原来的传统密集型产业不太一样，但是需要丰富的劳动力这一点仍然相同。
《21世纪》：制约我国工业发展的因素还有哪些？
金碚：约束我国工业发展的因素也很多，比如前面提到的资源环境、要素成本关系的变化。劳动力价格现在上涨比较快，有多种原因导致，比如说农村社会福利提高，社会保障等条件的改善，农村居民教育水平的提高等等，这都导致了劳动力机会成本的上升，所以现在很多完全依靠低端劳动者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受到很大的冲击，这是内部。
外部需求的状况短期内不会有太大的改变，这是国际条件所决定的。工业发展要升级，比如战略性新型产业的发展还不成熟，其市场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政府补贴，所以当国外特别是欧洲国家财政状况不好，对新能源产业补贴的减少也会导致国际市场需求减少，特别明显的就是光伏太阳能。
还有就是体制环境，我认为这是对中国工业发展最大的约束，这个体制机制目前不适应于工业的技术创新和转型升级，因为我们的体制还是追求扩张的体制，对工业改革和其他领域的改革也不配套，工业领域改革相对较快，其他领域改革滞后。
比如说社会保障、资源管理规则、税收制度、垄断行业管制都滞后于工业改革，导致一系列体制机制不适合工业区域。
再就是观念误区，30多年来我们的体制机制导致工业化快速扩张，我称之为“平推式”的工业化，这种方式找到一种发展空间，投资扩张，然后追求规模，导致社会普遍心理就是缺乏耐心，什么事情3、5年一定要成效，以为技术创新只要重视只要补贴就能够成功。
其实不是这样，工业的转型升级到了中期以后就非常艰难，需要有耐心，需要培养产业往上走，我称之为“立体式”的工业化，但是中国的观念都是最大最快，这种心态不利于成为真正的工业强国。
